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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3月22日，当选为“副领导人”，立即往蒋经国寓所，恭贺蒋连任并感谢蒋的提携之恩，这是惯例。令人稍感惊讶的是蒋经国随后又去李登辉家道贺。以往，只有重要国民党元老生日时，蒋经国才上门祝贺。谢东闵1978年任“副领导人”时，未能享受到蒋登门拜贺的殊荣。
接着，蒋经国又邀李登辉同在“总统府”接见“五院院长”，此也属“空前之举”。李登辉比之“五院院长”，在政坛上属晚辈，蒋经国借自己声望，为他驾势。通过接见明定李登辉与“五院院长”间的上下名份。以后，蒋经国又在几个重要方面扶植李登辉，弥补其不足。
1、蒋经国扶持李登辉的努力
行政方面。
李登辉缺乏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，蒋经国便频频让他出访，既可锻炼他的能力，又能较快地提高他的国际知名度，充实李登辉的接班条件。李登辉“副领导人”任内，去过南非、乌拉圭、巴拉圭、哥斯达黎加等国，还顺道去过美国、日本，接触各国政要。每次事成返台，蒋经国都让李登辉在中常会上报告，借机肯定他的成绩和能力。
1985年11月，蒋经国向李登辉领绶了“一等卿云勋章”，嘉许其政绩。
处理党外反对势力，是国民党相当棘手而又敏感的问题。蒋经国安排李登辉参与其事，让他扮演一个愿与党外沟通的开明角色。1984年8月，国民党决定释放高俊明和林义雄，蒋经国特别安排李登辉“以基督教长老教会”教友的身份，与长老教会的元老及林义雄家属联系、晤谈，然后才将林、高等人释放，让李登辉做“顺水人情”。
李登辉支持与“党外”沟通，在沟通走上死胡同时，李登辉担心会因此遭受保守派攻击，蒋经国则公开支持他，化解其疑虑。
军事方面。
1984年李登辉在端午、中秋两节两次代表蒋经国往金门、马祖“慰劳官兵”。以往这类活动大多由军方高级干部完成，“蒋经国此举显然有意让李登辉取得（对军队）形式上的领导权”。蒋经国让李登辉出席重要军事会议，主持军事庆典活动，以密切李登辉与军方的关系，增加他在军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
1985年起，派李登辉参加台湾军事学校的联合毕业典礼。“这是一件极不平凡的举措”。蒋家父子对军队控制一向严密，从不让他人染指。每年他们亲自接见军校毕业生并致训词，藉以控制军校毕业生。对李登辉开放军校联合毕业典礼一事，即可看出他受到的刻意培植。
党务方面。
李登辉1979年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首次进入中常会，1981年十二届一中全会时在中常会内排名第15位，1984年二中全会时跃至第9位，1986年三中全会时突飞至第3位，名列严家淦、谢东闵之后。
严、谢二位已属政坛上的明日黄花，李登辉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已属“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”了。
在党务实际运作中，李登辉自1980年起一直是“中央提名审核小组成员”，“对提名作业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权”。
该小组负统一安排国民党员参加各项选举之责。
“政治革新”开始，李登辉成为中常会“十二人革新专案小组”成员，该小组被认为是国民党新的权力核心。
小组由严家淦为总召集人，下辖两分组：第一分组召集人由严家淦兼，第二分组召集人黄少谷。李登辉先是在第一分组，负责“大陆政策”的研究。严家淦生病住院，李登辉成了第一分组召集人，并进一步代理总召集人，成为政治革新小组的“实际主持人”。解除戒严、开放党禁的规划工作是李登辉主持制订的，而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“幕后决策的主导人也是李登辉先生”。
蒋经国生命的最后两年，行动不便贝思盈配资，李登辉却频频出头露面，作用及地位日形突出。1987年3月25日，蒋经国委托李登辉代理主持中常会，“引起外界注意与揣测”，视此为蒋经国“交班”给李登辉的先声。
由于蒋经国的悉心栽培，也由于李登辉表现出的才干，使李登辉在台湾政坛的地位迅速上升，行情上涨。
2、蒋经国逝世后领导人之争
1988年1月13日早晨，蒋经国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，并伴有轻度呕吐现象，医生用静脉点滴注射为他补充营养。下午1时55分，病情突然恶化，大量吐血，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，经全力抢救无效，“至3时50分心跳停止，瞳孔散大，而告逝世”。
蒋经国虽长期患病，他在1988年元旦尚坐在轮椅上公开露面。病逝前一天曾去“总统府”上班，接见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，询问十三全大会筹备情况。他的去世连国民党上层也感突然，缺乏准备。13日下午蒋经国去世时，李登辉正在接见美国议员。对国民党上层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如何尽快填补蒋经国留下的政治空白，保证党政机构的运作协调及社会秩序的稳定。
国民党内的权力争夺也开始了。
在蒋经国去世到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前的短短三小时内，上层有人提议，只推“副领导人”李登辉为“代理领导人”，李登辉闻讯，拂柚而去，拒绝接受。
后经“立法院院长”倪文亚不断劝说，始出席临时中常会。在一阵忙乱之后，国民党中常会于当晚7时举行紧急会议，在听取了关于蒋经国逝世经过的报告，并宣读蒋经国的遗嘱后决定：
“(1)转请政府指派大员办理国丧事宜。(2)对李常务委员登辉同志，根据宪法第49条规定继任中华民国总统职位，一致表示支持”。
李登辉随即返回“总统府”，宣誓继任“领导人”，其时为当晚8时8分。
1月15日，“国防部长”郑为元、“参谋总长”郝柏村又分别发表谈话，表示军队官兵“赤诚拥护李登辉，服从命令，保卫国土”。
李登辉顺利出任“领导人”及军队的效忠谈话，说明蒋经国去世后在经过极短的混乱之后，台湾当局控制了局面，“各机关运作正常进行”，社会稳定，蒋经国晚年苦心经营的“交班”计划得以顺利实现。
民进党也认为：李登辉能依“宪法”顺利继任，“足证宪政已初具基础”。
19日，新“领导人”李登辉会见“行政院长”俞国华、“立法院长”倪文亚、“司法院长”林洋港、“考试院长”孔德成、“监察院长”黄尊秋等，表示要“衔哀奋励，共维宪法运行于不缀”，并恳切要求五院院长，“继续坚守岗位，恪尽职责”，李并提出三条为今后各部门工作的共识：
“第一，要崇法务实，建立制度”；“第二，适时修订法规，合理执行公权力”；“第三，要有团队合作的精神。”
五院院长“一致表示，今后必当遵照领导人指示，在各自的岗位上，尽最大的努力，为民服务，为国效命。”
会见显示“中央机构会朝向更稳固、更团结的基础持续有力的运作。”
国民党当局为蒋经国安排了极隆重的治丧活动，1988年1月30日下午，蒋经国遗体安葬在台湾省桃园县大溪。
3、国民党代理主席之争
李登辉“继任领导人”贝思盈配资，并非国民党上层争夺权力的结束。
在台湾政治的运作中，“领导人”并不是权力的核心所在，一切权力均集于国民党之手，国民党中央主席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。
一切重大政策方针、行政措施、人事安排，均需经国民党事先讨论决定，再由“领导人”、“行政院长”等发布命令，加以执行。蒋介石、蒋经国任“领导人”时大权在握，显赫一时，因为他们同时担任着国民党的“总裁”和“主席”。
1975年蒋介石去世，严家淦继任“领导人”，那时的大权落在国民党中央主席、“行政院长”蒋经国手上，严家淦只是个“跛脚总统”。因而，蒋经国去世后真正的权力争夺不是谁担任“总统”，而在于谁担任国民党的新领袖。
关于国民党主席人选问题，国民党上层分为两派：以党的“中央秘书长”李焕等在第一线的实权人物为一方，要拥立李登辉；以蒋介石夫人以及原在蒋、宋身边工作的元老幕僚人物为一方，要压制李登辉，另立他人。
最初，两派都主张暂时不设置主席，但出发点并不同：李焕等认为李登辉虽继任“领导人”，在争取当主席的跑道上已遥遥领先，但由于他在党内“缺乏实力与威望，因此他的继任难免予人‘不够强’的感觉”。
如果在上层未能达成共识前贸然提出推举李登辉代理主席，纵使当选，也不可能高票，反而有损李登辉的威望。不如先让李登辉巩固地位，铺成坦途，造成顺利接班的局面。
以宋美龄为首的一派害怕出身台湾的李登辉一旦身兼党政最高职位，将会失控，国民党政权无形中变质。他们希望推一位大陆籍要员任党主席，牵制李登辉。他们原计划以“行政院长”俞国华负此重任，“不料俞国华本身形象太差，不是李登辉的对手”。又要推李焕，李焕拒辞。
情急之下，甚至有人主张让年已90岁的宋美龄再披挂上阵，与李登辉一争。选不出合适人选，他们只好提出暂不设代理主席，以便在几个月以后再作计较。
事情的迅速发展，打破了国民党上层的如意算盘。
李登辉任“领导人”后立即开始了一系列动作，为日后出任党的主席铺路：他每天去设在“荣总”医院的蒋经国灵堂一次；按顺序逐一登门拜会宋美龄、严家淦、张群、陈立夫等国民党党政元老，向他们“说明目前政府的运作情形，并就有关问题与他们恳切交谈，也征询他们的意见”；拜访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刘安琪等人；接见“五院院长”，提出施政要点，要求他们“坚守岗位”，接见各国“驻台外事人员”；接见台湾省及台北、高雄二市的省市行政首长、议会议长，接见“国防部长”郑为元，“参谋总长”郝柏村及各军种总司令，“垂询国防战备现况”，指示安全问题，他主持中常会“十二人小组”会议，讨论蒋经国生前批准的“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”，表明将继续执行蒋的路线，“改革的步伐并未停顿，反而愈益奋力迈前”。
李登辉的这些动作，面面俱到，层次清楚，规矩分明，深得官场要领，被赞为“可圈可点”，其声望上升较快。
1月16日，合众国际社首先发出电讯，称对国民党中常委的民意调查结果，绝大多数人支持李登辉代理主席（事后证明根本没有搞过调查)。台湾舆论界及国民党内拥立李登辉的声音开始高涨，国民党籍“立法委员”赵少康发起集体签名，拥戴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。
李焕等人在各方压力下，顺水推舟，从1月20日起逐一征询国民党元老及中常委们的意见，经过多日磋商，中常委们达成共识，并就推举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提案进行联署。
俞国华为洗刷外间关于他与李登辉争权的传闻，主动提出要作提案领衔人。至1月26日，除李登辉外的全部中常委30人均在提案上签了名，只待第二天中常会例会上通过。1月26日，《中央日报》以“执政党明举行中常会，推举李登辉代理主席”为题，在一版头条发消息，使得“拥李”变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，似乎已成定局。
4、当选国民党代理主席
不料，宋美龄的干预险些使提案胎死腹中，国民党上层为此演出了一幕惊险曲折的政治戏。
1月26日下午，一封由宋美龄签名的信交给了李焕，称国民党主席应有全体党员代表推举，故应将此事交由7月召开的“十三全大会”解决，目前中央常会可仍循蒋经国在世时常委轮流主持的惯例进行。
当天深夜，李焕及许多中常委都接到了由宋美龄寓所士林官邸打出的电话，要求放弃拥立李登辉的提案。“第一夫人”的余威尚在，接电话的人“无不心中忐忑不安，整夜难以成眠”。在一场严峻的权力斗争中，每个人都要审时度势，选择立场。
27日，中常会例会的日子。中常委们“面色凝重，交头接耳，交换最新的讯息”。会前，李焕与俞国华及当天会议的主席、《中国时报》董事长余纪忠紧急磋商，认为如对宋美龄的意见置之不理，后果难料，决定当天会议暂不提拥立李登辉案，利用一星期时间斡旋沟通，待下次会议再提。“对外就说，等30日经国先生奉厝之后决定，比较妥当”。
中常会讨论了除拥李案之外的其它原订议程，均获通过。中常委们忧郁寡欢，对宋美龄的干预心犹不甘，“普遍的反映是有被愚弄的感觉”。
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，列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宋楚瑜（不是中常委)突然站起，请求发言，获得批准后，宋楚瑜放了一炮。他说，经过数日运作，全体中常委对推举李登辉担任代理主席已取得共识，也都签名联署了提案，本该在今天会议上讨论通过，为什么又改变主意，避而不谈呢？
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是一致期望，如杲此时不提，国民党的形象将置于何地？全世界的人怎么来看这个问题？晚一天提出，就多一份损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宋楚瑜最后激动地说：“我以一个党员的立场，对俞国华同志今天的表现，感到非常失望！（因俞是提案领衔人)现在我就退席”。
言毕，掉头走出会场。
宋楚瑜的父亲宋达，是蒋经国拜把兄弟，蒋经国任“退辅会”主任时，宋达是副主任。
蒋经国送宋楚瑜去美国留学，获政治学博士，归台后，深得蒋经国赏识，聘为私人英文秘书，以后青云直上。他是国民党内“少壮派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宋楚瑜一炮，使“全场愕然，面面相觑”，形势急转直下，拥立李登辉案再成会议焦点。
会议主席余纪忠接过话题说：台湾内外都在注视着拥李案的发展，“今天的会议不能不对这个案子做出决定”。
一阵沉默后，一些中常委先后发言支持将拥李案以临时提案方式列入会议议程，由常委会议决通过。一度搁浅的推举李登辉担任代理主席提案进入实质性讨论。余纪忠宣读提案原文，全体中常委以鼓掌通过。
余纪忠为郑重其事，要求以起立方式通过该案。结果全体中常委均起立鼓掌，正式通过推举李登辉代理主席职务。
当晚，士林官邸的电话通到“总统府”，称要求暂不讨论代理主席事，并非针对李登辉本人，请不要误会。次日，新任国民党中央代理主席李登辉登门拜访了宋美龄。
这样，在蒋经国去世的两周内，他遗留的两项最重要职务全部落在了李登辉头上。国民党的权力继承暂告一段落。
1988年7月7日，国民党“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”（简称“十三全大会”)在台北举行。
7月8日，“十三全大会”第一次大会，议题是选举国民党中央主席。由大会主席团提名推举李登辉任国民党主席的议案，在选举方式上代表们发生了歧见，多数人主张以起立鼓掌方式表决，而赵少康等代表提出“为了落实党内民主”，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主席。最后，仍以起立方式表决，结果出席代表1184人，1176人起立赞成，赵少康等8人反对。李登辉当选为国民党的新党魁。
（正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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